《听杨绛谈往事》、《
吴宓书信集》、《
吴宓诗话》、《
吴宓诗集》、《
吴宓与陈寅恪（增订本）》。
笃实忠厚，聪明正直”是杨绛对吴学昭的评语，然而，凡是对吴宓先生有点研究的人，不会不知道吴学昭。她是吴宓的女儿，跟吴宓关系很恶劣，至死方休。我所知道的八卦也不过是这些年陆续看过的各方当事人的回忆文章，大概是：
1，吴学昭当年似乎是因为跟蒋南翔（已婚）长年同居，影响越来越不好，最后被下放到四川去做干部，但是她在四川极其风光，文革时期势力很大。
2，她改名“萧光”，跟父亲划清界限，对吴宓晚年多有折磨，包括训话之类，是吴宓先生深感痛心的事。
3，文革后，吴学昭返京，跟蒋南翔结婚，在政治圈内势力依然很大。
4，她编辑出版《吴宓日记》，这是极为可贵的资料，但是她也为吴宓身后资料归属和吴宓传记发表等问题跟各方多有纠纷。
因为懒得去查找过去读过的资料，这里转贴几篇网上的文字，往往各自带有偏见，多有偏激和攻击之处，不一定当准，但是基本轮廓还是保留了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文章可以去图书馆搜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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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杨绛谈往事》：“Animal Farm是一部反动小说”
杨绛钦定授权的自传，吴学昭采写，虽然说她与钱钟书相遇后的半生经历都在《我们仨》里展露无遗，但这次在重复演绎中还是透露了许多耐人寻味的细节，更何况还有童年与少女生活的追忆，八卦之多，不逊色于同为三联的新书——牛汉的口述自传《我仍在苦苦跋涉》。
杨绛首次披露，“洗澡”运动期间，在清华教课的她，始终找不到自己的问题之“底”何在，直到同事杨业治走过她身边时自说自话般唠叨“Animal Farm”，连说两遍，杨绛顿悟这“底”是自己曾在课堂上介绍英国当代小说时，讲过Animal Farm是一部反动小说。于是，水到渠成下自我批评表现良好，洗澡通过。读到这，我禁不住捧腹大笑，《Animal Farm》即乔治•奥威尔的童话寓言小说《动物农场》（亦译为《动物庄园》），如此一来，中国又多了两位接触奥威尔的先知先驱，因为国内大众接触奥威尔和他的《一九八四》要一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由董乐山翻译，并以灰皮书黄皮书的内部读物形式出版，此时距离奥威尔逝世都有近三十年了，至于傅惟慈翻译《动物农场》已是九十年代的事。
关于一九八四一语，我们听到中国知识分子最早的一语破的可能出自陈梦家之口，五十年代初期，广播里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先生一听就火了，说这是1984来了，这么快。这在巫宁坤回忆录《一滴泪》里有鲜活刻录，估计陈梦家赵萝蕤夫妇在四十年代末期负笈美国时读到的，自然，巫宁坤也读过此书，不仅携书一起回国，还在随后的西方文学课堂上不断提到，并将原文书借给学生读，包括相类似的《正午的黑暗》。读萧乾的口述自传，又惊喜发现萧乾留英从事《大公报》记者期间与奥威尔有过鸿雁来往，那时萧乾称呼“Animal Farm”为《畜牧场》，这个世界太神奇了。更曼妙的历史记忆还在后面，三十年代在清华园读研究生的杨绛受叶公超之托翻译拉斯基的的政论《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吗？》，稿件交给了《新月发表》，这自然列位日后的“罪行交代”。
从三十年代《新月》的风华正茂，到留英留法期间自由读书、闲散生活的神仙眷恋时光，往后是四十年代系统阅读奥威尔的原文小说，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形象似乎已经雏形具备，然而最终的落叶归根却是猛然觉悟到“Animal Farm是一部反动小说”，从此加入左翼阵营，从个体案例补充了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转捩历程。
所以，杨绛说“丁玲说《班主任》是小学级的反共；《人到中年》是中学级；《干校六记》是大学级。”我倒是觉得劫后重生的丁玲神经过敏了，无论是杨绛、还是刘心武或谌容，这些著作依然是向国家美学的献媚之作。不管怎样，连胡乔木都赞誉《干校六记》“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
关于费孝通对杨绛的恋情，也是首次获得当事人的承认，失恋的费孝通与杨绛钱钟书夫妇依然交好，风情与风范让我想到金岳霖之于林徽因梁思成夫妇的交情，笑声与泪影织成时代大舞台之幕，只是“思想改造运动中，费老自我检讨他有向上爬的思想，因为女朋友看不起他。”不知是可爱还是荒诞。杨绛的三姑母则是“臭名昭著”的杨荫榆，作为女师大校长在那场风暴中被鲁迅责骂，然在杨绛眼里，这位三姑母以正面形象登场于她的人生际遇中，最后为民而得罪日军并被杀，尸体抛到河里，解读历史人物，唯有多角度的观察方能解脱脸谱化的梦魇。三联书店老员工驱赶总经理汪季贤的那场不小风波，也在杨绛口中有所记录，以一种参与者、支持者的欣慰口气述说着。
由于传主的关系，在史料自曝上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读着依然容易被杨绛牵着鼻子走，以杨绛之是非为是非，该知道的东西，除了几个八卦细节之外，早在她之前的书里得晓，不知道的，依然是一团疑云，比如她对于谢泳在钱钟书的史料研究上大为不满并进行不遗余力的攻击，对吴宓与自家关系的修补润色，这与《吴宓日记》里所记载的，大相迥异。
不仅仅是传主本人，采访者身上的八卦也是一道风景，吴学昭是吴宓之女，不过在那段风雨飘摇的岁月里，先同父亲划清界限，继而跟丈夫割席而坐，并早早改名“萧光”同志投身时代狂热中，最后成为蒋南翔的续弦，直到九十年代吴宓、陈寅恪等人热潮兴起，方回归本名。
人人都爱钱烈宪，大家一起来八卦，在没有英雄的喜剧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无聊者。
成稿于08-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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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牧之旧文：吴宓日记札记
藤原琉璃君 2008-10-07 16:16:39 来自: 藤原琉璃君(上海)
《吴宓日记续编》己经由北京三联书店在3月份印行了，但仅限于口口相传，市面上并没有大规模宣传。部分发行商认为这套日记的对象应该是图书馆等研究机构，因为吴宓日记续编涉及的年份是1949-1974，这不可避免涉及到建国后知识分子的处境及当时大环境的描写。吴宓本身恰恰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新出版的这套日记则保留了所有的内容没有增删，这总会有一些当政者不愿意看到的字眼。充斥谎言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所以今天的异象我们反而见怪不怪，大家都会心照不宣地收藏一本列于禁书名单的书籍，因此会有不少作家愿意自己的书被禁掉的怪事出现，这似乎很讽刺，因为书被禁了以后，销量会更多。
中国自古就有记日记这个传统，春秋就有《论语》这样的口述记录，而自唐以下，宋元明清几朝，中国保存了大量的文人笔记，中华书局就曾择要出版了好几个系列，这些可算是记日记者的先驱，时至近现代写日记的人更比比皆是，其中各行各业出类拔萃的名人更是多不胜数。近代最有名的无疑是“晚清四大日记 ”：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翁同龢的《翁同龢日记》、王湘绮的《湘绮楼日记》、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出于各人偏好不同，评价非常多元，但《越缦堂日记》的名声总会稍著一些。此外有名的则如郭嵩焘的《使西纪行》是出使欧洲时写的，总理衙门大臣那桐的《那桐日记》则历经了甲午海战、戊戌变法、八国联军入京、辛亥革命、溥仪退位等重要阶段，戴鸿慈的《出使九国日记》也很重要，它记载了晚清五大臣出洋考查宪政的见行……
现代人物当中，记日记的就更多了，除了叶公超这样不记日记的人外，其它的名人或多或少都有记日记的习惯，连蒋介石也曾记过一些日记。在目前出版的日记中，被研究最多的无疑是胡适的日记。2001年由曹伯言整理成《胡适日记全编》八大册，但此全编却不全，因为以胡适对中共的立场，不可能在日记中没有体现的。但无论如何，曹伯言先生整理之功非比寻常，令人尊敬。
而周作人前半生的日记因为晚年境遇艰难而卖给鲁迅博物馆，因此能被大象出版社影印成三卷本。因为不是排印本，读起来很是费劲，后半部分目前可能还在周作人的儿子周丰一手中，香港的鲍耀明在整理与周作人的通信时曾向丰一借过。鲁迅的日记则整合在全集中，但相比之下，鲁迅日记的篇幅甚少，并且以流水账为主，偶尔会有“濯足”这样的典故让人琢磨。吴虞的日记也早由四川的出版社印出来，吴虞一生多变，早年反叛父亲，晚年他的子女也反叛他，让人发叹。
而篇幅较长的日记当属吴宓和竺可桢二人所记，可巧两人还是准同窗。据竺可桢全集的整理者樊洪业考证，竺可桢最早应该从1913年开始记日记，但经过东南大学的一次火灾和抗战转移中遗失两次劫难，目前仅留存1936年到1974年这部分，但这己经有1000万字之巨。早先中国科学院直属的科学出版社曾出版过300万字的竺可桢日记摘编本，其后所有日记原稿交由中国科学院院史资料室保管，主要由樊洪业负责整理。或许是国内外的通病，往往占有史料本身就意味着占了学术研究的先机，因此竺可桢日记也没有面向公众，只能等着樊编整完毕才能让其他研究人员窥得全貌。自1993年移交日记到现在，竺可桢日记的研究也停顿了十年多，而去年刘海军著得《束星北档案》的时候，樊洪业又可以借竺可桢日记之独有，反驳书中的部分观点。幸好《竺可桢全集》正由与中科院关系甚深的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次第印行，其中就包括13卷的竺可桢日记全本。与此同时日记被毁掉的也不胜其数，如现代报业巨子王芸生著有大篇幅的日记，但建国以后怕惹火上身，不得不将其烧掉，王芸生是《大公报》主编，交游广泛，日记如此烧掉，十分可惜。
回头再来谈吴宓的日记吧。全部的日记共二套，北京三联书店分别于1998年印行的前十卷（1910-1948）和2006年新印行的后十卷（1949-1974），都是由吴宓的三女儿吴学昭整理的，那么我们可以先从吴宓与吴学昭讲起。
前辈学人之德往往让人高山仰止，但英雄的儿女并不一定是英雄，吴宓和吴学昭可堪此言，老子英雄儿混蛋的结果更让人感叹吴宓的悲剧。吴宓1916年入清华，1918年入哈佛，这得益于清华当时还是留美预备学校的身份，他师从白璧德，1921年回国在东南大学任教。当时之势，哈佛有大量的中国留学生，其中影响中国的人物数不胜数，如1920年2月吴宓患病，病床的右面就是一代科学大师竺可桢。当时，在哈佛留学回国的很多人首先去了东南大学，如胡刚复、竺可桢、梅光迪、郭斌龢等。刚回国不久，吴宓便参与《学衡》杂志的组建，在中华书局发行。这个杂志当时被认为是反新文化运动的，如胡先骕就曾撰文攻击胡适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吴宓生性比较保守，最起码，他认为文化变革应该循序渐进而不是突变，在他的日记中，不只一次的反感《学衡》刊登胡适的诗文。
而吴学昭和他父亲的观点则很不相同，虽然吴学昭是在教会大学燕京大学毕业，但建国前期她转而信服共产主义，《吴宓日记》第十卷1948年8月14日，吴宓在日记中就写道，吴学昭对他说，大变革后，学问资力统统无用，所以自己准备不再读书，要直接去做政治工作。加之从吴学昭后来的行径佐证，她也没有十分信仰共产主义，“投机分子”的嫌疑似乎很难洗刷。吴学昭与他父亲的关系一直不好，她大半时间自称“萧光”，这有多方面原因，最直接的原因应该是是吴宓而立之年的抛妻弃女。吴宓的第一任妻子是他28岁时娶的陈心一，次年即生大女儿吴学淑，在老三吴学昭周岁的时候，陈心一和吴宓离婚，因为吴宓一直都喜欢一个叫“彦”的女人（后详述）。吴学昭在建国后加入***，参加共青团的革命工作，更到中共西南局工作，萧光在动乱年代的“行为”知晓的人是颇多的，因此她在文革恢复本名的时候曾试图掩盖萧光这个名字。
无疑吴宓坚守的东西是与吴学昭信仰的理念格格不入的，身为党员的吴学昭自然也不会客气，领导般地对她父亲进行训话，吴宓只能颔首垂听。幸好父女见面次数并不多，用小时就可以数得清楚。更广为人知的是，吴学昭是著名***员、建国后清华大学的校长蒋南翔的续弦，蒋南翔是老党员了，早年曾是韦君宜等人的上司，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文革后期，吴宓行将去世，时吴宓的所在高校西南师范学院要吴氏姐妹来照顾她们的父亲，但回复说，解放前我们母亲就与他离婚了，我们没有赡养他的义务！最后由吴宓的妹妹吴须曼（吴宓本名为陀曼）接回老家，没过多久就离世了。吴宓死时，连葬礼也拒赴，这时己经是1978年，离改革开放一步之遥。
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吴学昭的行为和顾准子女是一模一样。顾准去世前极希望见子女一面，但他们并没有满足顾，随后顾准含恨而亡。恰恰顾准死后成名时，顾准的儿女返回来要和陈敏之等人抢父亲的名誉权、著作出版权等等，自然吴学昭也不例外。才几年功夫，当民国人物热门起来的时候，吴宓这样的重要人物自然也逐渐进入公众视角，作为吴宓遗产的继承人，吴学昭自然垄断了大量吴宓的资料，不仅如此，从1992年及1997年底至1999年初吴学昭曾和几个研究吴宓的学者产生过节。其一是吴宓晚年的学生周锡光1973年前后从宓处取得了一些文稿、讲义等，92年吴学昭起诉说周骗取了她父亲的文稿，要求归还，最后周出示吴宓手迹：让周“永久保存”、“完全不须归还”的字条，才算了事。其二是1997年广州出版社出版张紫葛的《心香泪酒祭吴宓》，这惹起吴学昭的怒火，因为此前她己经警告过张不准写吴宓，事后除了在《光明日报》上对张讨伐外，还准备对簿公堂，这段公案至今未了。1997年至1999年重庆的《红岩》曾经连续报道过这些事情的前后经过。同样的遭遇还有研究过胡适等人、2000年写下《吴宓传》（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的沈卫威。
这不禁让我们有些心寒，就这么一个搞政工出身的人，现在摇身一变成为学者，再加之钱钟书是吴宓的学生，而吴学昭和钱家自然关系深厚，互相吹捧，钱钟书被邀为《吴宓日记》作序，吴学昭也配合杨绛回忆钱媛，博闻强识等语谄媚之极。陈寅恪生前和吴宓交好，陈的子女又托吴学昭著得《陈寅恪与吴宓》，当下吴学昭俨然己成吴宓研究的专家，思之她与吴宓曾经的关系，让人感到其中的讽刺，更觉吴宓身后之不幸。
吴宓日记面世，读者最关心是该日记是否保存原貌，一来吴学昭让人不放心，二来当政者的态度也是影响因素。在前半生日记中，省略号出现的次数并不少，尤其是靠后的几卷省略号随处可见。而后半生的日记中吴学昭的名字出现的很少，这不能不让人怀疑吴学昭是不是动了手脚。另外，张紫葛在《心香泪酒祭吴宓》中认为：吴宓在1951年、1955年曾修改过日记，或者销毁，或者重改替换。但总体来说，即使是稍有改动，己出版的吴宓日记可以参考的价值也是相当大的，如1957年8月18日记：“自悔昔在燕京时仰望***之非，而今则无术远遁，宁愿原子弹从天而下，毁灭此无人性、不合理之中国，亦所乐矣。”（日记续编第三卷第153页）。这样刺骨的字眼都可以出现，那么可以相信即有所删，也不会太多。
我读近人日记，往往注重是花边韵事，或者是我无聊之兴，但我往往是想从这些事揣摩出日记主人真正的个性来，如余英时等人尚且在胡适日记中考证胡适在任中国驻美大使曾有外遇，何论吾等后辈？鲁迅曾说，胡适这些人写日记就是为了身后发表的，所以在日记中也带着一副面具，但胡适也并没有全篇这样，他就曾在日记里失态，大骂李石曾和吴稚晖。相比之下，吴宓更是真性情之人，日记中充满心理活动的描述，流水账的叙述很少，或感叹、或议论褒贬而又胸无城府，表现的极为真实，这是和胡适日记中满纸政治极为不同的。同时吴宓比较文学出身，日记行文优美，语意七分，总似有三分不尽的情趣和忧思阐而未发。这让我们对那个时代的大学环境心驰神往，也为吴宓纯真的品格和深邃的见解而折服。
毛彦文是我读吴宓日记后第一个关注的人，可以说，这也是吴宓心中久久不能忘怀之人。在吴宓前半生的日记中，从第四卷开始“彦”的称号就处处可见。吴宓和毛彦文关系复杂，互为媒人，而后吴宓爱上了彦，这导致了吴宓一生的痛苦，因为彦并不喜欢他。这在沈卫威的《吴宓传》有详细的说明，在此我们叙述一二原始材料，以小见大，窥视吴宓的性格。
1919年10月11日，吴宓在日记中写到“昨接爹谕，陈女（陈心一）之事，亦命即允诺……”，他十分苦恼，但他通过好朋友朱君毅的女朋友、也是陈心一的同学彦来了解陈心一的情况。10月18日，彦复函，19日，吴宓就决计允诺，其后更认为陈心一的来函“立意诚恳，措辞大方，书法秀整，殊为欣慰”。虽1920年初仍有反复，但最终于8月23日结婚。但正是这种反复，使得陈与吴的婚姻并没有维持多久。此前好友朱君毅经常主动给吴宓看他和彦的往来书信，从那字里行间吴宓己经渐渐喜欢上了彦。这种喜欢是刻骨铭心的，伴随了他的一生。他在朱、毛因近亲结婚而解除婚约后开始追求彦，并且在1929年9月 12日与心一离婚。这些在吴宓日记中有详细的描述，吴宓自谓“感情多而思想杂”，此段时间的日记中不断的自责、怨悔复又萌发希望。
但彦是不可能接受吴宓的追求的，除开他们复杂的朋友关系，彦更是胡适的信徒，是和陈衡哲一样的新潮女性，热衷于政治和公益事业，而吴宓虽然留美，本质上却是一个旧派文人，写旧体诗，其1920年4月28日的日记更写到“凡礼教法制，皆中含至理，积千百年经验，以为人群之便利幸福计耳。”他能喜欢上彦就己经是一个奇迹，而彦喜欢他则更是不可能。1935年2月9日彦嫁给前国务总理熊希龄，吴宓彻底失去希望，1936年7月4日，“未晓，梦见彦，情形甚为悲凄，醒后犹泪涔涔也。”而复好友张敬信函时云，“世人犹责宓负心一而又负及彦，与心一仳离，而对彦舍弃不婚。不知宓之伤心，非人所晓……决迟早自杀。”
但1937年12月25日，熊希龄病逝于香港，31日吴宓得知此消息，“深为彦悲痛。万感纷集，终宵不能成寐。于枕上得诗‘忏情己醒浮生梦 ’。”随后吴宓再次开始追求彦，但无论吴宓怎么表白，彦不再回信，此后亦未嫁人。吴宓到处寻问彦的信息，1941年2月4日记，“刘夫人为彦之湖郡同学，去冬在沪曾见彦。宓因求刘夫人他日有缘使宓得见彦一次。”至诚之意，让人感叹，而郭斌龢、志岳等好友则希望吴宓和陈心一复合，但吴宓复函“历述宓不受心一，不能复合，及厚待心一各项。而深叹诸友不能为宓慰助，且苦宓实甚。”此时浙大相邀执教，因为竺可桢、胡刚复、梅光迪等同窗都在浙大，更因他想离开旧地，几欲成行，己经荐钱钟书任浙大外文系主任，自往为教授，并作诗《辞清华，赴浙大，将离昆明，感成一律》：“叶落归根十五年，藏舟负壑土亦迁。忏情久自哀心死，破国何能恋世缘。呴沫相从犹有地，穷通由命渐知天。假车旅伴同高谊，回首昆明一泫然。”浓浓情伤之语遍布全诗，“忏情”一词再现，可见彦之一事对他的影响有多大。然而，陆逵等人反对吴宓去浙大，并历述浙大内部文理相争的内幕，指出是郭斌龢和费巩等人为了让文学院可以抗衡理学院的侵略，才邀吴宓去的，如此反复劝说，吴宓最终未能成行。
同吴宓遭遇相似的还有徐志摩，只是林徽因才貌远高过彦，但最终男主角的结局都是十分黯淡的。反而来看竺可桢，1920年，宓见证了竺订婚结婚的全程。在《吴宓自编年谱》他回忆到，“张默君（张侠魂的姐姐，后任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来波城（波士顿），为妹择婿，得竺君‘年少美才’，甚喜。商谈结果，竺君与张妹订婚。竺君今年回国，任国立东南大学地理系教授兼主任，与张妹结婚。虽未见面而订婚、结婚，结果亦甚圆满。”竺、张之婚何只圆满，竺可桢的功就，张侠魂功不可没，张家的政治实力也为竺可桢治理浙大添了一把力，浙大更在西迁中筚路蓝缕，七年后一跃成为世界名校。而也是在在浙大西迁的日子里，张侠魂去世，同去的还有儿子竺衡，竺痛苦异常，在日记中写下《挽侠魂》等诗多首。
遥想当年，陈心一也得“伊为一贤主妇，在家中料理家务，实甚佳。非始非内地女子中之卓卓人才”的评价，如果就此安稳，吴宓一生难道不也会很美满吗？岂知吴宓以保守学者的面貌示人，反而会喜欢彦这样追求新潮的女性，很多人大叫奇怪。但仔细说来也不是很怪，毕竟吴宓在哈佛受过多年教育，其后30年代又游欧两年，欧风美雨不可能对他没有影响。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区别的不仅仅是为学理念，更是品行。吴宓虽然和梅光迪学术观点相似，但梅光迪好逸乐、重虚荣、讲排扬，加之其它原因，吴宓离开东南大学前去东北大学。其后在1925年吴宓又被请为筹建清华国学院，并任主任，时清华校长允其全权负责此事。最后吴宓请到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三人，而他又特荐陈寅恪，史称“国学院四大导师”。但时间不长，吴宓无法忍受同事的勾心斗角，加之后来成为词学大师的吴其昌等学生面呈吴宓逼其离职的信函，吴宓在1926年3月11日记，“宓见此函后，立即决定辞职。”而此时他力荐的好友陈寅恪尚因故没有到任，让人振腕。二三十年代的学生被以往罢课等学生运动养坏的脾气，以至于连涵养很好的蔡元培也要愤怒地和闹事学生“公开决斗”，胡适日记中回忆，一二•九运动时，大部分的学生都去运动了，唯独周一良在独自学习，而一二•九运动的诸学生或者成为韦君宜这样的年轻干部，或者湮没无闻，而周一良则成了一代名师。在这些细节中，我们不难窥视吴宓的个性：刚性而决绝，单纯而正直。这贯穿了他的一生，同彦的交往的悲剧何曾不也是因为这个呢？
吴宓和陈寅恪骨子里都是一路人，只是一介书生，不懂权谋及政治，所以陈寅恪才会质问周扬，“新华社你管不管？”1971年9月8日，吴宓向陈寅恪最后所在的大学发函，询问陈氏夫妇的近况，不改传统文人习性。抬头便写道“国立中山大学惠鉴”，介绍自己则为“宓，1894年生，在美国哈佛大学与陈寅恪先生同学”，并问陈氏夫妇可“安在人世”，在当时极易授人以柄。但其实陈寅恪夫妇己去世两年。六年半后，吴宓也随老友而去，远在北京尚健在的陈心一对比此一无所知。吴宓一生挂记的毛彦文至今仍然在世。往事如云，旧日湮没，但我们如何能无视这些书生傲骨的历史回响？
吴宓著：《吴宓日记》（10册），吴学昭编，三联书店，1998年3月、6月两批，214.2元。
吴宓著：《吴宓日记续编》（10册），吴学昭编，三联书店，2006年3月，36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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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文坛十大“不要脸”之吴学昭篇
第八大不要脸，吴学昭。
吴学昭是吴宓的女儿，又是蒋南翔的续弦，一个广为读书界所知，最不讲理的假马列老太太。说她是吴宓的女儿，要是放在早些年，管保吴老太会不承认。一来，她周岁刚过，吴宓就抛妻弃子，另追新欢，弄得从未享受过父爱的吴三丫自打懂事起便埋下了对父亲深深的仇恨。二来，吴学昭的专门职业是干革命、搞政治、抓法制，因此更是自觉地站定无产阶级立场，理所当然地要跟那个资产阶级的反动老爹划清界限。爹亲娘亲，没有毛主席亲，共产党亲。这三丫尽管没资格和机会让毛主席亲，却抓机会在蒋南翔大老婆之后让老蒋秦了个够。这样，她大半辈子都不与吴宓同姓，而是改姓更名为“萧光”。1948年8月14日，吴宓在日记中写道：吴学昭对他说，大变革后，学问资力统统无用，所以自己准备不再读书，而是要直接到去做政治工作。果然，萧光同志在解放前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地下活动，解放后更是参加中共青年团中央机关的革命工作，还曾到中共西南局机关工作，在动乱年代广为人知。然而，进入九十年代，吴宓突然值钱，毛主席也早死了，南翔同志也早早见马克思去了，共产党的玩艺也玩不转了，“萧光”同志纯而又纯的无产阶级阶级立场立马便也转变了，陡然一变又成了吴宓女儿吴学昭，吴宓财产的当然继承人，吴宓文稿的当然整理人，吴宓研究当然的最大权威，吴宓研究专利局当然的局长！你想研究吴宓吗？那可得先到萧光同志那里去申请专利转让证明！不然，你可得小心，她是人大法工委的，要叫你身败名裂，外带经济赔偿。萧光同志种种令人恶心的举动，1997年底至1999年初的重庆《红岩》杂志曾给予连续而不客气的揭露，可不知怎么的，这一向强横的老太太居然连大气儿都没敢哼一声！看来，还是毛主席说的好：要有大无畏的精神！所以，这不，她被评为了第八大不要脸。
范旭仑 李洪岩：《吴宓日记》的整理错误和整理者的故事
（有关吴学昭个人的部分）
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然则吴学昭何许人也？
《吴宓日记》一九二八年七月一日：“是晚心一生一女，拟名学美。”这一“美”女即吴学昭，吴宓第三个孩子。吴学昭还有一个比她小二十六岁的妹妹，殇。吴学昭周岁刚过，吴宓就与陈心一离婚，三个女儿跟母亲，吴宓只出抚养费。吴学昭一生和吴宓接触时间"有限"，而最长的是她作为教会所办的燕京大学新闻系学生在《武汉日报》实习那一个来月，却惹得老父“甚气苦”，不读“吾书”，光“每日食”父亲用的补药（注1） 。看一九四八年八月十四日吴宓的日记直让人心惊肉跳 ──
昭谓大变革后，一切不同目前，学问资力均无用，故径欲止读，不回燕京，而径往参加某方政治工作云云。宓强持和静，力劝阻之，然而心伤矣。
芳龄刚满二十的少女居然具有如此这般的远见卓识，眼光准确得可怕！吴学昭说到做到，可能在此后不多时，她光荣地加入中国***，献身革命事业。江家骏作《先师吴宓传略》，列举吴宓三个女儿名，于吴学昭特意声明"即萧光同志"，并说："萧光同志在解放前就加入了中国***，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回忆吴宓先生》180页）
果然为吴学昭言中，天翻地覆“大变革”后的一九五二年，吴宓在那著名的“洗澡”报告《改造思想，站稳立场，勉为人民教师》中特别写道：“一九四八年暑假，我在武汉大学答覆我第三个女儿学昭'各行其是'的话，我决不再说。因为是非只有一边，此是则彼非。"吴宓识时务，认输了，倾倒于三女"一边"。
吴学昭早就和吴宓划清界限，干净彻底，连"吴学昭"也抛弃如破鞋，自改姓易名叫萧光。不久参加中共青年团中央机关的革命工作。一九六一年她"因个人问题调出北京城"，给安排到中共西南局机关，甚得重用，名声远扬。萧光之名在动乱年代广为人知，文革结束后她恢复吴学昭之名，却试图否认"萧光"的存在。数十年来，虽然与吴宓同处一省，可她与吴宓接触的时间是以小时为单位计算的。而每次相聚，她都以坚定的中共党性原则，领导也似地批判训斥父亲的反动、顽固。吴宓呢，也常常把自己颔首垂听的尴尬情景告诉周围的朋友，当年西师人多闻知。
后来，吴宓被折磨得腿瘸眼瞎，学校当局与吴学昭三姐妹联系，得到的回答是："解放前我母亲就与他离婚了，我们没有赡养他的义务！"最后由吴宓的妹妹接回老家，不几时气绝身亡。吴宓死时，她们当然不在身边，连葬礼也拒赴。
长话短说，让我们根据一九九七岁末至一九九九年初重庆《红岩》杂志，复述两桩吴学昭的故事。
作为文人和教师，吴宓留下不少未刊稿。一般人与不一般的人都想当然认为，这些遗稿绝对具有非常巨大的价值。在大革命岁月，吴宓长期孤苦地生活，却想身后名，把部分手稿交给他亲信的学生周锡光，强调一个原则：“宓什么都可舍弃，但诗稿、日记、文稿绝对不能让萧光染指（注2） "。七十年代初，周锡光曾提到萧光，吴宓捶胸顿足道："萧光只知有党，不知有宓。不要再提她了！不要再提她了！"九十年代初，吴学昭来找周锡光，索要这批文稿，周却拒绝交出。
按说，吴宓的遗稿遗物交其家属保存处理，于情于法都是天经地义的，周某人拒不交稿，实在是太不像话了。况且，据吴学昭说，周锡光是利用"欺诈"手段乘人之危"骗取"了这批文稿的呢！
可是，我们在义愤之余，也不免有些疑惑。吴老先生为什么不把手稿交给自己的亲生女儿，却要交给毫无血缘关系的周锡光呢？假如他生前把稿子交给女儿，岂不省了这么多罗罗纲？莫非自己的亲生女儿还比不上一个外姓弟子可靠？又据周锡光的领导、同事说，此人为人正派，工作踏实，完全不是油头铁脸的歹人。然而，事关老教授遗稿的拥有，他为什么又一反常态，如此蛮横呢？莫非他在浩劫的环境中保存了先师遗稿，自恃功高而待价而沽？首先发起办纪念吴宓会的是周锡光，莫非也是别有用心另有所图？抑或有什么隐衷？萧光找到周锡光，说：“你知道我在什么部门吗？”言外是说，我是掌操法柄的，擅长"以法治人"、"依法办事"。果然，她动用行政权力打压周锡光，毁坏周的名誉。周锡光不听邪，不怕打，严正声明东西是吴先生亲手赠送给他的，萧光没有权力讨索。他要忠于吴先生，不能背叛他的意志，背叛他的遗嘱。周锡光表示，他并非要独吞吴宓文稿，可以把文稿贡献给真正信得过的研究机构，就是不给萧光。结果，萧光果然到法院把周锡光告了。吴学昭真不愧是全国人大政法委的官员，法律意识就是强。就事情本身讲，这也不失为一件最佳的解决途径：谁是谁非，法庭上见；法律最公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嘛！
诉状称："周锡光一九七三年八月到西师来找先父吴宓，声称肃反运动即将到来，速疏散诗稿日记……于是先父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三日、一九七四年一月四日先后几次将大批文稿和讲义、藏书交周锡光拿走。"总之，周某的所作所为就是一个"骗"字，因而"先父当时的民事行为无效"。吴学昭还要求，对周锡光实行"保全"措施，抄检周家。
周锡光吓爬下了？他有恃无恐，反而理直气壮。吴宓虽然死了── 死人不会说话，可他的话还留在纸上呀！周锡光是不是一个骗子，稿子是不是吴宓自己愿意交给他的，为什么不交给自己的亲生女儿，那就看看吴宓本人怎么说好了。
《吴宓八十日记》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二日：下午二点三十分，吴宓打开樟木箱子，拿出所存文件，用报纸包成两大包，让周锡光第二天带到成都去，"作为宓身后付托[周锡]光永久保存并传后之文件"（黑点原有）。当时，吴宓希望周锡光多拿走一些，周锡光嫌沉，或许他模糊觉得那些纸张并不是可藏名山的"太史公书"，不愿多带，"只肯携带此区区二包去"，为此，吴宓还直抱怨周"不可倚恃"来着。
更较真的是周锡光还拿出了一个"铁证"：吴宓让他"永久保存""完全不须归还"的字条。经法院鉴定，确系吴宓真迹。
开庭前一天晚上，吴学昭突然提出撤诉。翌日，法院找周锡光，问他是否要反诉，控告吴学昭的诽谤和诬陷。周锡光思前想后，看在恩师分上，姑且饶她一回罢！
一九九二年的一场吴宓文稿之讼就这样结束了。一九九八年夏周锡光在吴宓研讨会上一如既往大声宣告："我要照吴先生意愿办事，不能让吴学昭染指！"（储一天《祭吴宓风波的背后》，《今日名流》一九九九年三月号）一九六三年吴宓给二十岁的周锡光题词："存心忠厚，秉性正直，甘愿吃亏，决不损害别人丝毫，言而有信，处处积极负责。"周锡光果然弗负师望，不辱使命。
岁月去堂堂，说话间来到一九九五年，巴蜀一目盲老翁创作家张紫葛谋划写一部以吴宓为题目的作品，拟名叫"吴宓的第三个二十八年"。为了得到家属协助，他口授妻子温晓莉给萧光写了一封信，通告了写书之事。张紫葛以为近些年吴学昭到处索求吴宓文稿，想来年老成熟，前嫌尽释，敬爱崇拜她父亲了。 信发未久，张紫葛突然得到萧光电话：
你根本不认识吴宓，凭什么写吴宓？你这个国民党，有什么资格写吴宓？警告你，我是全国人大法工委的，是专搞法律的！吴宓全部日记即将由权威出版社三联书店出版，钱锺书作的序，李赋宁把关（注3） ！吴宓日记中根本没有你张紫葛三个字！你的书，只要有一条与日记不合，你就身败名裂！
张紫葛是重庆西南政法大学的退休教授，通讯处是其妻子单位成都西南民族学院法学系的。尽管张紫葛信中写明了家中电话号码，萧光却首先给温的单位（即"走组织路线"）去了电话："你们系里有没有一个教授叫张紫葛？"接电话的是才毕业留校的，答称不知。吴学昭便又一个电话打到张家，大骂："恬不知耻，招摇撞骗，冒充民院教授！太不要脸！"
等她骂够了，张紫葛说："你太不冷静了，我在信中只写了通讯处为民院法学系，何曾写过我是民院教授？你看也没看清，就气急败坏骂人。"并提醒她：只有知识产权才有继承权，至于回忆、研究吴宓，一切有公民权的人都有权进行，吴宓的子女不能垄断和干涉。萧光的气焰才稍有收敛。
放泼撒野方毕，她又向张打听李源澄的情况，说《吴宓日记》多处记载此人，她以前还不知道父亲有这么一个朋友。张紫葛又气又好笑，告诉了她。但她最后仍表示："无论怎样，我不欢迎你写我父亲，不能容忍你写我父亲。"并大言："你说我父亲委托你写他，那么，你拿委托书、拿合同来，我可以允许，并给你提供一切方便。"
事情至此，张紫葛意冷心灰，给吴学昭写信说：既然你这么反对，我就收回与出版社的成言，不出此书，好叫你放心。
收到此信，吴学昭平和了好些。胜利使人大度，一九九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她给张氏夫妇寄来《吴宓与陈寅恪》、《吴宓自编年谱》两书，并在扉页题词"晓莉紫葛指正"。信上还说："《自编年谱》为我父亲最后遗作……您们阅后，发现整理不妥之处，切盼一一予以指正……您的《吴宓的第三个二十八年》是否匆匆面世，是您的权利，悉听尊便。我个人意见以慎重为好。"
张紫葛的书最终还是写了。钟鸣作了篇长序，抢先发表在深圳《街道》杂志（注4） 。萧光得知后大怒，又来电话秽骂张紫葛：
"你给我说不写不出，暗中却在写，准备出。"
"你是骗子！把我送给你的书还给我！"
"你把我父亲的名字弄在《街道》这种野鸡杂志上，侮辱他！"
"我要叫你知道我的厉害！"
张紫葛只回了她一句："萧光同志，你太不像吴雨僧的女儿了！"
"不像就不像，我警告你：不准写我父亲！你没有资格写吴宓！"
年轻的温晓莉实在忍不住，字字用力地回敬道："你才最没有资格写你父亲！"
吴学昭一听，啪地挂了电话。
第二天，温晓莉与吴学昭通电话，说：你究竟有什么意见可好好讲，为什么动辄吵架骂人？
这次，吴学昭火气低了点儿，针对温说她"最没资格"写吴宓，解释说，不是她要写，是陈寅恪女儿请她写《吴宓与陈寅恪》。
接着，她和温晓莉拉起家常来了，说她认识温的父母，在“南翔同志追悼会上见到”温的父亲（注5）。又说她原来在西南局见过温的母亲，夸奖温："不愧是你母亲的好女儿"，"你妈妈要是活着看到你今天的成就不知多高兴"，"你为她争了气"。转而语气缓和地对温说："请你劝劝张先生，不要写吴宓，何必自找麻烦，多事。我知道，他过去很是坎坷，吃了许多苦。那些年代挨整的都是好人，可见张先生是个好人嘛…… 写吴宓，研究吴宓，有我们承担！"
她还问："张先生写吴宓，手里有无资料？"
温答："没有，什么也没有。"
"那他凭什么写呢？"
"你父亲最了不起的是道德情操。"
吴的回答可谓石破天惊："我告诉你，我父亲的道德最不值得写。他有价值的东西都在学术上……他是个道德有瑕疵的文人。"为说服温，她举例说，吴宓在土改和镇反中同情被镇压者的子女，"这种立场总不能说是正确的"。吴学昭后来还说，张写书的目的是"发泄对历次政治运动的不满"！追随者更大喊："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张紫葛反对***、反对社会主义。"（见前引储一天文）《心香泪酒祭吴宓》出版后，她给作者加的第一条罪名就是把吴宓"拔高"了。那书确实抬举了吴宓，但和罪扯得上吗？吴宓"是个道德有瑕疵的文人"，老实说，我们完全赞同，它不失为吴学昭所说的一句十分难得的公正的话。但"他有价值的东西都在学术上"，我们听了却不免哑然失笑了。假如吴宓不是堂吉诃德式样的人物，只有他的"学术"，只怕全世界也不会有几个人知道吴某！
最后，萧光要求张紫葛保证不写吴宓。她说："我父亲在日记中对张先生评价不好，他坚持写，我就把这段日记公布出来，他只有身败名裂！"而她先前还再三声明，吴宓日记中无"张紫葛"三字呢。好汉不说诳，一九九八年一月号《百年潮》上确实影印了吴宓那节日记。
张紫葛拒绝承诺。"反正我要警告你们，书出来我是不客气的！"萧光狠狠地说。
书一九九七年三月在广州出版社出版，萧光言出行随，导演了一场讨伐《心香泪酒祭吴宓》的文字大战。
先是，也就是在一九九五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大获成功。吴宓和陈寅恪一辈子最要好，而两书的装帧设计全是黑底白字，借着人们还没有过足"陈寅恪瘾"的当口，许多人压根儿还没有看《心香泪酒祭吴宓》到底写了些什么和怎么个写法，便早已一哄而上，仿佛疯狂的股民一般，抢摊设点，吹擂大作。这证明在"初级阶段"的中国大陆，文化新闻出版界在很大程度上也还停留在原始积累阶段。其实，只要稍微具备一点人文常识，稍稍翻翻，就能感觉到，这本书地地道道是四川人所谓摆"龙门阵"，在昔所谓"野史"、当今所谓"纪实小说"耳，与史传相去老远。
吴学昭迅即" 组织围剿"。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九日，《文汇报》首先刊出署名"季石"的质疑文（注6）。二十多天后，《文汇读书周报》这个大的小报刊出自称是吴宓学生的唐振常的两个整版的大批判。唐文发表后一个星期，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文汇读书周报》又发表"金巍"《关于吴宓的日记》，回击"季石"，替张紫葛辩护。就在同一版面上，赫然载有吴宓三个女儿联署的公开声明："先父吴宓与张紫葛先生素无个人交往。张紫葛先生自称与先父吴宓相交三十八年，纯系杜撰"云云。事实上，在反驳张书的文章中，史实错误也是满目皆是。别有一篇甚有特色的文章，抛出了张紫葛私人档案，则出自政治老人金绍先之手，登在《团结报》一九九七年七月三十日，又见《南学通讯》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号。《南方周末》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日发表梁治平《批评的界线》，指出金绍先的作为是违法的。张紫葛就此提起名誉权诉讼，金绍先甚表悔过之意，要求和解私了，并交代"写此文是受了吴学昭的动员"。
文攻武卫，两手都要硬。吴学昭就致函广州出版社，声称《心香泪酒祭吴宓》严重损害了吴宓及其家属的名誉，要求作者和出版社在《人民日报》等大报上公开认错道歉，停止该书发行，赔偿经济损失。假如不满足其要求，她将诉诸法律。吴学昭还通过"老同志"对出版社施加压力。据说吴学昭在北京声言，广州出版社已答应赔付八至十万元人民币。
势均力敌就有好戏看。张紫葛、温晓莉夫妇则表示，他们愿与吴学昭在法庭上周旋，并向出版社发表声明：假如出版社单方面向吴学昭赔款认错，将被视为侵害了他们的名誉，他们将向出版社提出诉讼。广州出版社因此陷入了面临被两方告上法庭的尴尬处境。
老实说，就凭萧光血管里流的是吴宓的血液这一点，我们就本能地觉得她可亲可爱。吴宓的种种怪异，要不是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我们这些生于末世的还真不知其详呢。我们自得感谢萧光同志。吴宓影象的由高远的暗到浅近的明，吴宓形象的从臃肿的大至干瘪的小，自有她的功劳。但是，上述两则故事使人见得亲切，不仅大大折扣了我们对她预支的纯朴情感，而且大大丰富了我们对整个人世人生认识。真知与尝知异，我们感受到了什么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各种各样的教科书只能叫我们知道，却无从使人亲身感受。
不特此也。二〇〇一年三月六日《光明日报》赫然刊登一则"致歉声明"，云：本人于二〇〇一年一月在团结出版社出版的《情痴诗僧吴宓传》一书（注7），由于不熟悉有关法律，未经吴宓先生家属同意，使用了吴先生的照片、画像和手迹；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以改编、注释登方式大量使用了吴先生的作品，并成为该书的主要内容，破坏了吴先生作品的完整性。以上行为侵犯了著作权人的著作权和吴先生的肖像权。某些内容失实，损害了吴宓先生等人的名誉。为此，团结出版社已对《情痴诗僧吴宓传》一书封存销毁、停止发行，本人谨向吴宓先生家属和有关人士公开道歉，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作者：北塔。二〇〇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还不到十天，三月二十一日，那张报纸在文教版里出现一则"致歉声明"：沈卫威于。二〇〇〇年十月在东方出版社出版了其所著《情僧苦行吴宓传》一书。该书未征得吴宓先生家属许可，使用了吴宓先生的照片和手迹；作者沈卫威大量引用吴宓先生及其亲属的作品（包括引用而未注明出处）为该书的主要内容，破坏了吴宓先生作品的完整性。以上行为侵犯了著作权人的著作权和吴宓先生的肖像权。该书虚构情节，多处内容失实，严重损害了吴宓先生的名誉和人格尊严，对家属造成精神伤害。为此，出版社已对《情僧苦行吴宓传》封存销毁，停止发行，特和作者向吴宓先生亲属公开道歉，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作者：沈卫威 东方出版社，二〇〇一年三月十四日。
一个月后，二〇〇一年四月三十日《光明日报》又刊登出"致歉声明"：本社于二〇〇一年一月出版的李继凯、刘瑞春所编《追忆吴宓》、《解析吴宓》二书，未征得吴宓先生家属许可，使用了吴先生的照片、画像和手迹；未征得季羡林、周辅成、周国平、乐黛云、齐家莹等先生及王泯源先生家属许可，使用了他们的作品。以上行为侵犯了吴先生的肖像权和著作权人的著作权。该二书所收入的某些内容捏造失实，歪曲历史，使用了侮辱性的文字，进行人身攻击，严重损害了吴宓先生及其亲属和方敬、张东晓等先生名誉，为家属造成精神伤害。为此，本社除已对《追忆吴宓》、《解析吴宓》二书封存销毁、停止发行外，特与该书编者向所有受到著作权侵犯和名誉损害、精神伤害的人士公开道歉，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编者李继凯、刘瑞春。
这里面的一个主题三桩故事且待下回分解罢。
